丁寶楨督川以前，四川井鹽實行場產(chǎn)地)岸(銷地)掛鉤，計口行引(官發(fā)運銷憑證)的運銷制度。咸(豐)同(治)以降，川鹽榷額高達 200 多萬兩，與田賦并為四川地方財政收入之大宗。但是由于邊岸在戰(zhàn)亂中廢弛，楚岸又遭淮鹽重占，各岸私梟四塞，商困岸疲。因易而為改代改配。官吏藉此婪索，商人遂違禁加斤。官以得其使費，明知之而故縱之，以致一引(200 斤)行兩引之鹽，毫不知懼。其結果是造成“引張因之日滯，課稅因之日絀”。僅以四川銷云南、貴州兩省的引課而言，迄止1877年，“邊引積滯至八萬七千余張、羨截積欠一百三十六萬六千余兩”。

為了消除川鹽運銷積弊，保證清廷的財政收入，丁寶楨于 1877 年經(jīng)清廷批準后，開始廢除商運商銷制度，實行官運商銷制度。其辦法是：“于瀘州居中置官運總局，于井灶所分置廠局，于各岸分置岸局。廠局就井灶糴鹽，授之岸局。岸局受糶之商人，凡黔邊額引，皆令鹽道移交總局。并清查以前各年積引，以次帶銷，配運出納，皆管其權于總局。又于總局置裕濟倉以平價;置大盈倉，以受各局之轉輸。于廠局外設押運委員以轉運，于岸局外設分卡以查驗，其引課、稅厘皆銷納于成本中。”又從藩庫、鹽庫、川東道、夔州府各關厘稅，借銀50 萬兩，作為官運局的運本。自 1878 年初開始，黔邊岸、滇邊岸、楚計、邊計岸先后改辦官運。官運制度實行后，又遭朝野人士的蜂起反對，認為“官運鹽務利少弊多”，并指責丁寶楨“鹽務出納不實”。經(jīng)有關部門查核，官運辦理1年，成效顯著，“核計邊計各額引張全數(shù)銷清、復帶銷積引至一萬余張，所收稅羨截厘及各雜款至一百余萬兩。”然而清王朝吏治腐敗，積重難返，官運制度后來又成為四川鹽法上的一大贅疣。因此，丁寶楨改革川鹽運銷制度終于失敗。